柬埔寨会否成为移民国家？

孙英龙：最近围绕香港楼市的一些讨论，再次提醒了外界一个虽不复杂却很关键且重要的事实：人口流入，从来不只是改变房地产价格，它还会改变租赁市场、教育需求、消费结构、城市服务，甚至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与未来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当然不是香港会怎样，而是柬埔寨未来会不会从一个主要依赖卖地、卖资源、卖机会的发展中国家，逐步转向一个能够持续吸引外来人口长期居住、创业、纳税、养育下一代的国家？

柬埔寨距离移民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

这是一个关乎国运的问题。

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进入“移民国家”的逻辑，它卖的就不可以再仅仅是土地、项目和政策优惠，而是制度、秩序、机会与生活方式；它吸引的也不可以再仅仅是短期资本和短期投机者，而是人才、家庭和企业。一个国家只有能把“招商”升级为“招人”、把“引资”升级为“留人”的时候，它的发展质量、税基厚度、产业能力和国际连接能力，才会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。而这些，也正是柬埔寨当前最为欠缺的。

一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：真正成功的移民国家几乎都吃到了巨大的发展红利

回看过去一两百年的现代史，最具活力、最具创新能力、最能不断放大自身能级的国家，几乎都不同程度的走过“移民国家化”的道路。

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：它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强的创新中心、资本中心和企业中心，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国土广阔，更因为它做到了长期持续地吸纳企业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和专业人才。依据美国移民委员会2025年的研究，世界《财富》500强中有231家（约占46%），由移民或移民子女创办；这些企业合计创造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收入与数以千万计的就业。

加拿大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：一个国土广阔、人口有限的发达国家，如何通过移民持续补充劳动力、税基和人口结构，考验着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群体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5年的数据表明，当季人口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国际移民，而自然增长已接近零甚至转负。换句话说，移民在加拿大已不是“补充项”，而是人口与经济延续的主引擎之一。

澳大利亚的经验也非常直白：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靠本土人口规模取胜，而是靠资源、制度和持续的人口吸纳能力，把自己做成一个高收入、高城市化、高教育吸附力的国家。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官网数据显示，2024—25财年净海外移民为30.6万人，仍然是其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。

对柬埔寨最有参照价值的，是新加坡。这个土地狭小、自然资源有限的城市国家，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全球枢纽地位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来没有把“外来人口”仅仅视为劳动力，而是把人口流入、人才吸引、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城市建设结合在一起。根据新加坡官方《Population in Brief 2025》提供的信息，截至2025年6月，新加坡总人口为611万，其中非居民人口约191万，人口增长的重要部分来自外来人口与国际人才的持续进入。

这些国家的共同点，不是简单地“人多”，而是它们都曾经面对过相似问题：本土人口有限、人才不足、市场不够厚、产业不够强；而在迈向成熟移民社会之后，它们的城市变大了，消费变厚了，人才变强了，资本也更愿意长期留下。移民国家真正带来的，从来不是数量上的人口增加，而是结构上的国家升级。

柬埔寨几乎有着上述国家早前的所有特点：人口少、人才缺、市场小、产业弱。那么如何借鉴这些已经取得成功的移民国家的经验，是柬埔寨当政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。

二、成为移民国家前后，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？

一个国家在成为移民国家之前，往往更依赖几样东西：自然资源、土地开发、区位优势、低成本劳动力，或者某种短期政策红利。它的增长可以很快，但通常也很薄；项目很多，但沉淀不够；交易不少，但体系不强；资金来得快，但走得更快。

当一个国家真正进入移民国家的发展逻辑之后，通常会发生五个层面的变化：

第一，人口结构变厚。这个定义的背后不只是人数增加，而是专业人士、优质家庭、企业主、中产群体、年轻劳动力同时增加。一个国家的人口金字塔和社会结构，会因此更接近于“完整社会”，而不是单纯依赖本地出生人口和外来短工支撑。

第二，消费结构变稳。外来人口如果只是来做项目、赚快钱，它带来的只是短期消费；但如果他们带着家人来定居，需求就会扩展到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保险、零售、金融、休闲和整个社会服务体系，整个城市的服务业也就会整个被托起来。

第三，人才结构升级。移民国家真正重要的，不是简单的促进人口的增长，而是吸收工程师、管理者、医生、教师、创业者、金融法务等人才以及具有国际经验的社会中坚力量。人才一旦留下，产业升级就不会再仅仅是口号。

第四，资本更愿意长期停留。资本很多时候不是最先决定的变量，人往往才是。家庭留下来，企业就更愿意设点；企业设点，资本就更愿意沉淀；资本沉淀，税基和就业才会稳定。纵观柬埔寨过去的近10年来，资本聚集的体量并不小，但却是集中沉积在非市场参与者群体中，受到“积极”影响的，也只是少量参与其发展的低端人口，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。

第五，国家竞争力从“成本洼地”转向“制度高地”。一个国家之所以能持续吸引人口，不可能只靠便宜，最终还是要靠规则、秩序、安全感和整体国民的生活品质。

所以，成为移民国家之前，一个国家卖的是成本；而成为移民国家之后，一个国家卖的就必须是未来。

三、柬埔寨过去高价售卖护照，不是开放，而是走偏了

柬埔寨是否已经走上了“移民国家”道路？当然没有。

柬埔寨过去更像是把“国籍”做成了一项交易，而不是把“移民”设计成一项国家战略。按照2025年12月生效的柬埔寨《国籍法》实施细则，外国人若要通过投资申请入籍，需以本人合法来源资金至少投资40亿瑞尔，折合美元约100万；通过捐赠路径申请者，则需向国家预算或人道领域捐赠至少120亿瑞尔，美金约为300万。

逻辑狠简单、更粗暴：谁有钱，谁就可以取得柬埔寨的公民身份，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所在。

卖护照并不是建设移民国家，真正的移民国家看重的是长期居住、稳定纳税、创业经营、创造就业、家庭落地、子女教育和社会融入；而护照买卖看重的则是一次性收费。前者是在筛选“谁能与这个国家一起成长”，后者则是在筛选“谁现在拿得出钱”，况且“购买”护照的钱真正流入的未必是国库。

这两者看起来似乎都是“开放”，本质上却截然不同。一个是国家建构，一个是身份交易；一个是在积累未来，一个是在变现信用。更严重的是，护照商品化极易与灰色资本、洗钱网络、跨境犯罪和身份规避搅和在一起。国际新闻调查机构OCCRP在2024年的一项调查中指出，柬埔寨停止公开新入籍者身份信息后，研究者和执法部门更难追踪风险个体；其受访对象明确警告，这会让犯罪分子更容易利用新的身份实施跨境活动、设立公司和转移资产。该报道同时指出，柬埔寨原有的国籍安排中，投资或捐赠入籍门槛曾低至约10亿至12.5亿瑞尔量级（25-31.25万美元，这也是近些年来的行情）。

这就意味着，问题从来不只是“卖得便宜还是卖得贵”，而是一个国家是否把国籍当成了可以标价出售的产品。护照不可以做成某些特权人士的护身符，国籍更不应该成为某个群体的”高端会员卡“。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把“身份”当成商品卖，最后卖掉的往往不只是护照，而是自己的国家信用、国际声誉和制度边界。尤其是近期网传柬政府注销逾千本入籍电诈分子的护照事件，让这一做法的消极影响更甚。

四、走移民国家路线，对柬埔寨意义重大

柬埔寨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院特聘产业顾问孙·索万纳瑞（Sovannarith Sun）表示：正是因为柬埔寨过去在这方面走偏了，今天才更应该认真思考如果不走卖护照的路线，而是真正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，是一条非常值得尝试的路线，这对柬埔寨这个国家来说，意义非常重大。

过去几年，柬埔寨多个官方和国际机构以及多家媒体都曾反复强调，其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迈向上中等收入国家，并在2050年前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。同时，世界银行也明确指出，柬埔寨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关键不只是继续增长，而是要提升人力资本、竞争力和经济韧性。这句话翻译成更直白的语言其实就是：柬埔寨未来发展最缺的不是概念，而是人才。

柬埔寨到底它缺什么样的人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这些可以支撑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人？显而易见，柬埔寨这个时候缺的是制造业升级所需的管理者和工程师、缺的是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智能技术人才、缺的是现代物流、金融、法务与企业合规人才、缺的是国际教育和医疗体系所需的师资与专业人才、缺的是能够把本地市场和全球资源真正连接起来的中坚力量。这些人不会通过买护照的方式来到这个国家，这些人才只有务实的国家人才战略与机制、优厚的落地条件吸引才能吸引来。另外，就是需要靠主动建立科学的教育机制逐步培养。

如果柬埔寨做不到推出符合持续吸纳这类人的机制，仅靠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和传统低端产业慢慢锻炼，很难支撑其下一个阶段发展目标的实现。

孙·索万纳瑞说：“真正的移民国家，需要制定科学务实的人才战略、优厚的人才保障和便捷的国际人才出入境与居留管理系统。而在这一点来看，柬埔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”。孙·索万纳瑞还说：“移民国家的战略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与治理能力。一个能够吸引高质量人口的国家，通常意味着它的法治更可预期、身份制度更加清晰、社会管理更加严密、公共服务更加体面。反过来，一个只吸引灰色资本和短期套利者的国家，表面热闹，但内里往往是脆弱的”。

柬埔寨若真想走向移民国家，意义绝不在于多卖几套房、多招几个商和多收一点税，而是有机会把自己从一个“机会市场”升级为一个“可以实现优质生活的国家”。

五、要成为真正的移民国家，柬埔寨必须先具备这些前提

移民国家不是一句口号，更不是改几个签证政策就能实现的。柬埔寨若真要走这条路，至少有六个硬前提绕不过去：

第一，必须建立清晰、稳定、可预期的身份阶梯。从签证、工作许可、长期居留、永久居留到入籍，路径要公开透明、标准明确、执行一致。不能今天靠关系，明天靠特批，后天靠捐赠。一个国家若连身份规则都不稳定，何谈吸引真正准备长期生活的人才。

第二，必须把国籍制度从“金钱逻辑”改成“贡献逻辑”。不能谁有钱谁先来，而要谁能创造就业、长期纳税、办企业、培养人才、参与社区、融入社会，谁更值得留在这里。钱可以是门槛的一部分，但绝不能是硬前提。

第三，必须真正保护财产权与合同安全。外来人口愿不愿意把家庭、资产和企业放进来，不能只靠宣传，关键看法治环境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一句“欢迎”，而是资产会不会被随意侵害、合同会不会被随意改变和规则会不会因人而异。

第四，必须补齐体面的城市公共服务。国际学校、医疗资源、社区安全、交通秩序、环境管理、基础设施，这些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移民国家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承载能力。人可以为了机会来，但要想把家安下来，最终还是要看生活质量。

第五，必须切断灰产、诈骗、洗钱与身份体系的勾连。这是底线中的底线。否则外界一提到柬埔寨的“移民”，联想到的不是人才和家庭，而是地下网络、诈骗园区和灰色金融。那样的“人口流入”不是国家红利，而是国家信用透支。

第六，必须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柬埔寨到底欢迎什么样的人？需要什么样的人？是来炒地的还是来规避风险或是来洗白身份的人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柬埔寨需要的是愿意带着事业、家庭、知识、资本和长期承诺，一起参与国家建设的人！

柬埔寨是否会成为移民国家，真正考验的不是它还会不会继续卖护照，更不是它能把护照卖到多高的价格；
真正考验的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让别人愿意带着家庭、事业、资产与下一代一起投奔的国家。

文：孙英龙

责任编辑：恺杰

作者为旅居柬埔寨的华侨、柬埔寨经济与财经部产业顾问、柬埔寨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，现为柬埔寨产经媒体Khmer Times中文网出版人/总编辑、Cambodia Financial Times 出版人/总编辑，普恩特商业（新加坡）董事、执行总裁。

上一个： 宋姝君：任凭国际风云变幻 柬中始终并肩前行 下一个： 孙·索万纳瑞：汇旺之殇谁该担责？